如果俩人都看出来了，那就是共识了，张载引进消化吸收了仏教精义
就比较好理解他再说啥了

【 在 ferr 的大作中提到: 】
: 看出来的不仅是胡适，陈寅恪更厉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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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OM 39.170.2.*

都不知道真理是什么，却到处大吹这是真理，那是真理，不就是个笑话！


【 在 benenyou 的大作中提到: 】
: 罗素自己都不知道“真@理是什么”，还好意思到处卖弄，还有脸到中@国来大吹特吹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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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OM 111.29.178.*

抱歉，天地是外延是我说的，我的理解。

我认为陈先生高明的地方，在于他用他的历史知识去解构当下，去解决社会文化的核心问题。你把陈先生，胡先生放到第二段里面，陈是什么位置？胡是什么位置？高下立判。历史的发展脉络，是按照陈的思路走的，是按照胡的思路走的，还是都不是？

【 在 carbon 的大作中提到: 】
: 那你这一陈寅恪讲的跟胡适不一样
: 不应该说 也 看出了。
: 其次陈说天地是外延，但后面从天地又回去了，不整齐也。理解不如胡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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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OM 123.161.201.*

陈先生的这段话刚好是在一百年前多一点。在这段话里，陈先生特别点出了北美或东欧，看看历史的发展进程，他怎么知道？陈先生可能是他们那一代里最具有家国情怀的了。

什么是旧途径，我的理解还是那个方法，子曰：“ 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； 择其善者而从之， 其不善者而改之。 ”现在的考古发现提出我国文明的“满天星斗”模式，那么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这句话是有关联的，或者说论语里的这句话是有所从来的，其来源是比孔子的年代还要早古的文化交流的实践。

西方文化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对我国文化的最大冲击？这次冲击与历史上仏教的冲击比怎么样？中国历史上的仏经翻译时断时续，历经了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到符秦时代的草创发展时期、隋唐时代的全盛时期、宋代的基本结束时期，持续了近一千年。对西方的翻译已经发生了多少年？还会经过多少年？

【 在 carbon 的大作中提到: 】
: 陈寅恪讲道教之真精神，新儒家之旧途径，你觉得对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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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OM 123.161.201.*

周泽雄在《胡适如何成为胡适》里讲到：
一句兼具辉煌和不着边际特点的语录体格言，会给引用者增加道德筹码，降低乃至卸除其质疑责任，在偏爱瑰伟词藻者眼里，似乎谁放弃引用，谁就明摆着吃亏。当你说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”，不必担心有人质疑你表述的可靠性，谁都知道那是修辞性夸饰；叫君王“万岁”也比“百岁”“千岁”来得安全，尽管“百岁”已经够意思了，中国历史上还不曾出现过长命百岁的君王。但“为天地立心”和“为万世开太平”不然，它与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一样，实质是强调知识分子使命，而使命与梦想不同，唯有具备可行性才有捍卫和履践价值。劈头盖脸就是“天地”、“万世”和“天下”，等于把使命嫁接成梦想，把语言魔化为喃喃作法的旌旗。钱锺书曾归纳“文词有虚而非伪、诚而不实者”，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”如属“虚而非伪”，“为天地立心”即属“诚而不实”，我们不必质疑张载的坦诚，但他的号召未能踩实大地，无法内在地恢宏知识分子使命——整天以“为天地立心”来自我鞭策，不可避免地会滑向颠狂梦呓。所以，缺乏“实事求是”精神的老旧知识人热衷引用它，严守知识分子言论本分、心底默念着“拿证据来”的胡适则断然排斥。

在这里，周先生提到了钱锺书所谓“文词有虚而非伪、诚而不实者”。这句话出自《管锥编》，我以前大概也看到过，但是没有什么感觉。我们一般的认为，虚伪与诚实是意思相反的，而钱先生偏要自出心裁，说出一番复杂的道理。
盖文词有虚而非伪、诚而不实者。语之虚实与语之诚伪，相连而不相等，一而二焉。是以文而无害，夸或非诬。《礼记·表记》：“子曰：‘情欲信，词欲巧”；亦见“巧”不妨“信”。诚伪系乎旨，征夫言者之心意，孟子所谓“志”也；虚实系乎指，验夫所言之事物，墨《经》所谓“合”也。所指失真，故不“信”；其旨非欺，故无“害”。言者初无诬罔之“志”，而造作不可“信”之“辞”；吾闻而“尽信”焉，入言者于诬罔之罪，抑吾闻而有疑焉、斤斤辩焉，责言者蓄诬罔之心，皆“以辞害志”也。
刘美香的解说是，诗词文章中有虚有实，但虚并不代表伪，实并不代表诚，文字的虚实与文字的诚伪并不能画等号。有时为了表情达意的需要，作品中所叙述的事件或者事物并非都是真实的，但是其所表达的感情却是诚恳和真挚的。所以诗词文章有所文饰并不会有什么害处，有所夸诞也并非是捏造事实。为了更加直观地来理解“虚实”与“诚伪”，钱先生提出了两组概念：“旨”与“指”“志”与“合”。“旨”与“志”指的是内容，“指”与“合”指的是形式；形式可以是虚而不实的，但内容却是要诚而非伪的。作者设“巧词”以达“诚意”，但接受者只追究“巧词”之虚实，而不追求“志”“旨”之诚伪，因而加作者以蓄意诬罔之罪名。这其实就是孟子所谓的“以辞害志”了。诸如只责备愚公移山、精卫填海、夸父逐日等事之虚，而忽略甚至不解其背后坚持不懈之主旨。其责任并不在作者，而是接受者的误读。有读者将夸饰的语言作为实言而全盘相信，为什么会有读者陷入这样的误区呢？钱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症结所在：“或出于不学，而多出于不思。”

“诚而不实”--“诚而虚”--“虚而非伪”，以我的理解，所有对横渠四句的“假大空”的批评，都是读者对作者的误读，是“入言者于诬罔之罪，责言者蓄诬罔之心”。对作者，不可以“以辞害志”，因为这是语文的权利，除非你认为语文没有这个权利。对于这个“不实”，周泽雄是否定的态度。他说，劈头盖脸就是“天地”、“万世”和“天下”，等于把使命嫁接成梦想，把语言魔化为喃喃作法的旌旗；整天以“为天地立心”来自我鞭策，不可避免地会滑向颠狂梦呓。那就是说，只可以承认张载的伟大，但不可以向其模仿。读者不应该去实践，因为那样太危险了，我认为这里颇有些古怪。

钱锺书所谓“文词有虚而非伪、诚而不实者”，可以帮助我们澄清历史上的故事。
黄宗羲《明夷待访录》有说，“儒者之学，经纬天地，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，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，便厕儒者之列，假其名以欺世。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；开阃扦边者，则目为粗材；读书作文者，则目为玩物丧志，留心政事者，则目为俗吏。以生民立极，天地立心，万世开太平之阔论，钤束天下，一旦有大夫之忧，当报国之日，则羲然张口如坐云雾，世道以是潦倒泥腐。”
盛珂的解释，明清易代之际的儒者，大多将明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王门后学游谈无根、不切实际的学风。这是因为，宋代兴起的理学开启了儒学不断转向内在的理论历程，在传统的“内圣外王”结构中，代表着新兴思潮的理学家们越来越将关注的焦点放在“内圣”一面。当我们要追求能够作为所有现实道德基础的良知时，良知一定只能是单一的、纯粹的。然而，现实世界又总是复杂的、琐碎的、充满了冲突的。坚持单一的良知，就会使得我们不再关注现实世界的复杂性，不再关心现实世界的具体知识和历史。这就是黄宗羲批评的问题。儒者之学原本指向的是面向现实世界的、经世致用的实学，但宋明理学的发展到了明末，儒者们却只关注提升所谓的内在性道德，而把所有关于实际事务的关怀都看成是庸俗的学问而弃之不顾。我的理解，这里的虚与实关系是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的关系。

那么，后来者有没有注意的这个关节，就是如何把横渠四句做到实处。
（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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