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是一个方言，隔一个县都要翻译，这种情况很多，不能只找自己喜欢的例子，苍南县就是典型的同一个县也互相听不懂的例子，并不是只是说闽南语，苍南的方言有好多种除了闽南还有温州话和蛮话等，望里，灵溪基本说的都是福建话，龙港大部分讲的是本地话跟温州话是有点相似。
【 在 dv5i 的大作中提到: 】
: 语言变化没有你想的那么快。我们从福建迁到浙江三百年，我们照样还说闽南语。
: 而且和迁出地的口音差别很小。浙江苍南的闽南语，和福建安溪南安的闽南语差别很小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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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经的翻译根本不是个人行为，而是译场的集体行为，常常包括全国各地的人，不是可以想象官话或各地方言影响，翻译有很多环节，比如口传，笔受，辩论等，其中度语是梵语音译的环节，这种音译是基于一定的符号体系，也就是汉字符号系统的，选用什么字并非是读音准确。因此，以此来臆断古代汉语读音，比起韵部更不靠谱。
下面这段，可能对你的理解有帮助。
佛教音译系统的起源问题，“佛典翻译者（尤其是记录译文的中国文人）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译音的问题，即用汉字来表示印度专有名称及佛教术语的读音，因为汉字作为象形的书写符号，比起拼音书写系统，它不适于完成此项工作。

为了避免混淆和误解（当然，如果所有汉字不加区别的使用，危险必定会很大），传译者似乎已在使用一组便于在音译时使用的有限的符号。由于明显的原因，那些很少出现在规范书面汉语中的字（譬如萨、阗、鞮、勒、伊、昙等）受到优先考虑。但另一方面，相当常用的字，如山、尸、于、门、车、沙等，也经常出现于佛教译文中。

我们几乎无法谈及最早的音译系统。以汉字语音撰写外来词，被任意分成许多音节，其中的每个音节都被翻译成这些符号中的某一个字。每个汉字音节可以有多种方式（zhan善、膳、鄯、禅、饍、缮；b’uat軷、钹、飓、跋），并且可以代表许多外语音节（b’ua婆或陂：va,vā,pā,bā,pha,bhā,vat,vajra,ava,upa,sphā,等）。个别词的音译人为标准化（buddha:b’jh?u d’uo浮屠、浮图，b’jh?u d’ ?u浮头，b’ju?t[-δ]佛）。

但是，即便在最早的音译中，以及以后高级发达和标准化的音译系统中，我们发现了同样显著的倾向—为了方便音译而采用数量有限的文字，这些没有含义的符号乃是一套便利的语音记号。”

【 在 gongtsinese 的大作中提到: 】
: 六朝唐宋佛经翻译了这么多，完全可以梵汉对音推出比较准确的中古音。当然，上古音推测难度大得多，得参考羌藏少民语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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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觉浙江一带最大问题是没有公共语言，省城杭州的话出了城基本没人会说，再远一点听懂都勉强，不知道古代怎么交流的，进城怎么买东西。

【 在 bocaj (boca) 的大作中提到: 】
: 同是一个方言，隔一个县都要翻译，这种情况很多，不能只找自己喜欢的例子，苍南县就是典型的同一个县也互相听不懂的例子，并不是只是说闽南语，苍南的方言有好多种除了闽南还有温州话和蛮话等，望里，灵溪基本说的都是福建话，龙港大部分讲的是本地话跟温州话是有点相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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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宋时期时期扬一益二，四川绝对不是什么弱势文化。只是后来废了。
【 在 unlocked 的大作中提到: 】
: 西南地区应该始于明代改土归流，先自上而下。后又有南明永历朝，吴三桂镇守，时间跨度几十年，外来人口主持军政，进一步自上而下。西南地区作为弱势地区，全方面文化改造，慢慢就普及官话了。
: 东南部地区，早已经是传统文化强势区，只是语言差异，改造力度也就弱化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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